卧龙 臥龍 《討伐中國共產黨宣言》:
二、解剖中共三个愚昧行为
第一个愚昧行为。党即军队，党员是士兵，全党即全军，这是中共最初的发展雏形。中共建政后，以军队人员取代地方自治体系，或文官体系。整个政务系统，俨然一套军队运转班子，军队首长即省长。这是中共建政后最大愚昧行为。给这个国家，带来最深重灾难。
很多人至今都不明白，中共建政后，为什么会给中国带来那么多灾难？这些灾难，甚至比历史上有的灾难总和都大。错误如此大，却又为什么没有遭到官员的强烈抵制？
原因很简单，武官治国，灾祸无穷。
中国自古有“文官死谏，武官死战”的传统，又有“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的做法。这两个意思说明，文官在地方政务处理过程当中，能够执着坚定维护一种内心理念，面对皇帝也不改变。武官在战场上坚定目标战斗，死战到底，武官一般不参与地方事物管理，也不能参与。肯定不能用“得天下”的杀伐做风，来治理天下。
一般武官为什么不能参与治理天下？当然不是武官的奋斗精神差了些，更不是武官的力气小了些。而是两套体系是截然不同的。如果硬要在电脑中将两个系统做为一个系统来处理，一般情况下，得到的不是兼容，而是崩溃。如果硬要大力士去打小巧的乒乓球，一般是腾挪不起来的。
古时候的战争，多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行仁义之师，作战者心中存慈悲之念，战胜以丧礼居之，并不为战胜而狂欢。到了现代战争，则丢掉了仁义这个前提，只剩下血腥屠杀。上战场前同仇敌忾，对上级命令绝对服从，号令整齐划一，这与古代也差不多。令人恐怖和震颤的就是：现代战争，在战胜后狂欢不已。很多战争中出来的人，常常预设“人要杀我，故我先杀人”的先下手为强策略，对事物惊恐惶惧，容易起疑心，遇事草木皆兵，紧张而敏感，对人对事有简单粗暴一面。战争中追求的，是杀人最有效方式。
治理国家，政务系统，需要广泛兼容。追求的，是所有人都放下仇恨，坐到一起来协商国事。政务者要达到救人的高度，追求救人最有效方式，不但救自己人，也救敌人。他仁慈感怀，连敌人也得到感化。他需要在散漫当中，漫不经心想想一条路怎么建为好，甚至想到一百年后。一条路一百年都不需要改建，一条桥至少可用二百年，通过这样措施，大量降低国家长远行政成本。在与女人的周旋当中，他问女人的家长里短。问过至少一千个人后，他才把大家喊到一起来协商决定，是否取消娼妓制度，而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他需要的，是在自由散漫当中，追求完善和使这个社会更美好。他想到了一些好的东西和符合历史潮流的东西，并不强迫人们一定实行，只是耐心的，做一些合情合理说服与诱导，这样的诱导遵循真实原则，而不是来源于虚假。他知道，不能够要求人们的行动以及思想，整齐划一，也从来做不到整齐划一。做到整齐划一的那天，这个国家差不多就死了。他看过千般万般，内心却纯静如水，波澜不兴。他表面放达不羁，内心却时时有崇高追求，也有崇高品质。他理性前行，在最自由当中把握最准确的律，合着自由节拍欢舞。他在乱象当中追求事物的静谧，把握事物的真谛，一切顺其自然而为，不急不缓。社会发展，既无所谓高速，也无所谓速度。社会发展，一切都只是顺其自然，各自摆放在正确位置上。那种强调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说法，那种说自己创造了社会发展奇迹的说法，在他觉得，是一种欺骗，也非常愚昧，最终会给社会带来灾难。
他带给社会的，是自由而不是禁锢，他有最精准的智慧，最敏锐的眼睛。在闲散当中，他有着与众不同的奇思妙想，并用此来激发大家的智慧，他发展地方事务，带给地方福音。可在表面上，甚至看不到他有智慧的体现，也看不到他在观察什么。他不自我歌颂，更不去到社会虚假行善。他密切注意一切细节，严防一切可能的灾难与变故。他保护家园，注重生态，与自然之美融为一体，任何污水流入河中，任何污染发生，在他觉得都是灾难，必须严加防范。他防患于未然，在得知万事泰然的情况下，悄然身退。他从不居功，更不歌功颂德。甚至没有人知道，他在幕后维护社会的良性发展。
他以为，完成这一切，只不过完成上天曾经给予他的要约，他来自于天，最终又要回到天的怀抱。他顺天应人，天性豁达。天理得倡，人们得安，他就悠悠然归去。如果有灾难，他就孜孜不倦，予以力挽。
政务系统表面，天马行空，闲散放任，夜半的钟声，繁华的闹市，声声入耳，都在可听之列。能人在微妙当中，起着一些恰到好处，不偏不倚的作用。这样的能人也必定是贤人，在他心中，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在位时，他甚至让人们设计不利于他的苛刻规则。规则苛刻，只是人们的通常理解，他遵守这个规则，不逾规矩，内心并不感到拘束。他自觉接受人们监督，而不是逃离监督。
政务系统，需要人有洞察入微的能力，智慧过人，明了并能防范可能出现的诡计阴谋，自己及主持的政务，则更加坦率真诚，真实守信，对人们开诚布公。
兵者诡道也，对敌斗争时，军队需要的是狡诈，计谋迭出，故布疑云，虚者实之，实者虚之。长期战争中出来的人，已经稳固形成这样的虚实变化心理，很难不继续如此。
从这个角度来看，军队系统，与政务系统，基本是不能兼容的。高明的政务处理者，贤者能够主持军务，反之基本不能。
中共发迹过程中，嗜杀，狡诈，一字不识的人，都可以成为军队能人。杀人多，立战功就可以入党，而不是思想好才入党（——中共并不要求党员思想好，表面看，是思想好才入党，实际上，是对它忠诚，能为它所用，能为它牺牲一切，才入党）。这样的军队能人，或者知识水平更高一些的军队能人，追求的是战争中的生存法则：隐藏自己，躲避监督，反过来监督对方。接受上级号令，惟命是从，这是士兵的本能。
中共今天不接受人们的广泛监督，不接受舆论监督，反过来还监视人们，要求人们统一思想，加强认识，对上级绝对服从，实际上，是没有脱离军队模式。中共对自己歌功颂德，每一行动，领袖每一举手投足，都必歌颂之，这也是没有脱离军队模式，因为在军队里，每杀死一个敌人，都是要报功的，要记载在功劳簿上。发展到后来，中共为了维护面子，为了维护岌岌可危的统治，无中生有，虚报功劳，反丑为美，也就是他们习以为常的事情了。
政务系统是不能够依赖军队去建立的。古训：放马南山，卸甲归田；不可马上治天下。可中共这个依赖军队发展起来的党务系统，硬是生生把军队模式带到政务系统，地方由军队接管，所有工作人员，全部由军队人员直接担任，一改过去由文官治理天下的局面。可想而知，这些粗手粗脚，豪气干云兼杀人不眨眼的军人，会带给这个国家什么。这样由军队转地方直接工作的人员，常常高喊：老子上得了战场，枪林弹雨都不怕，老子难得就管不好你这个地方？老子偏不信这个邪。
不信这个邪是错误的。只有对政务极端茫然，愚昧无知的人，才会喊出这样蠢话。
军队跟政务，是两套系统。国家政务包括军队，军队是国家政务的子分支。相对于地方政务，军队有一定独立性、封闭性、特殊性。
中共违背社会管理规律，硬将军队置于政务之上，这种做法在中国史无前例，极其愚蠢荒唐，也为害最甚。
历史上，战争中立战功者，少数指挥能力强的，继续留任军队，以御外敌，其它的，则都卸甲归田，享受爵位，世袭多少石粮食。无论留任而是卸甲，都不参与从中央到地方的事务管理。中共建政后，不但中央要员，是部队里的人，每一个小地方的行政长官，也都是部队里的人。认字的，不认字的军官，都成了一区、一县、一市、一省之长，或者党委书记。报社的头，工厂的一把手，也都是部队来的。
原来政务里的人，在社会上有威望的人，有知识水平的人，都只能够去担任学校教员，图书馆馆员，或者在政协挂个职位。中共自认为能够赏他们一口饭吃，就是莫大恩赐。
不可否认，中共的军队体系，也曾给中央和地方输送过一些优秀干部，但屈指可数。整个中共不明白，就是中共中有些见识的人也不明白，那些被他们闲置起来靠边站，看似散漫，不成章法，对共产主义思想嗤之以鼻，有奇思妙想的知识分子，以及地方有威望的学术人，才最应该是这个国家治理政务的能人，而不是中共的这些士兵。
士兵战场杀人与秀才建政，是格格不入的两套体系，士兵们还真不能去逞这个能。“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说明士兵在蛮横方面强一些，在说理方面逊色一些，你士兵成了地方政务处理者，你怎么去与人们说理？在怎么杀人方面，你有心理准备，在怎么建政方面，你有心理准备吗？你有奇思妙想吗？连曾经一字不识的朱元璋，也明白这个道理，广请文官任地方大员。可中共这些自命留过洋，喝过很多墨水的人，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背景下，弃优良取糟粕，愚蠢至于斯，归根结底，是因为受共产主义思想控制，认为它无所不能。
森林中的树木，参差不齐。人的特征也一样，三教九流，同母所生，都各具有不同特征，不能够在形式上要求人们统一划一，只能够要求人们内心尽可能自然的，去趋向高尚高雅，正如树木自然向上生长一样。
文官组建的政务系统，如同每个文人做的诗篇不尽相同一样，文官不会要求地方千篇一律按某种意愿行事。很多文官都懂得无为而治，力求与百姓相安无事，建政后减税免赋，让人们休养生息。历史上每朝每代，建政后干戈止息，五年温饱，十年大富，再之后开国盛世。唯有中共建政，十年后饿殍遍野，干戈不断，往后更没有出现盛世。从这点上来说，中共建政，比之历朝历代开国后的做法，落后愚昧许多。
文官在接受上头命令时，会根据天理良知，和地方实际，做出审慎判断：是执行还是不执行。违背天理天良的，不与地方实际相符的，很多文官都会死谏到底，据理力争，为民请命，据不执行。
而以武官组建的政务系统，则各地均一个模式，一个号令。在接受上头命令时，更是把之做为战斗任务，不遗余力，甚至超额完成。上头一个错误下来，千百个地方同时开花，无一死角。导致灾难普遍性发生。
中共中央一声令下，下面雷厉风行执行。三反五反，镇反运动，遵照执行，中央说我杀人少了，没达到人口的千分之五，我多杀就是，近百万人头落地。没有人谏阻这种不合理行为，更没有人想到可以用其它方式去教化民众，仅仅简单粗暴的，选择一杀了事。反右派，你中央下达指标，我保证完成任务。再后来大炼钢铁，人民公社，一概遵照执行。缺乏基本科学知识，盲目蛮干，急于求功。粮食减产了，粮食吃完了，给非洲兄弟的援助要不要？当然要，谁叫我们是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呢。这么优越的社会主义，怎么会粮食减产？一定有人瞒产私分，于是一声令下，反瞒产私分，人们的一点点粮食，都被搜括殆尽，于是饿殍遍野，饿死3700万，比过去历史以来，有记载的饿死总人数还多。
中共中央愚蠢的指令发布到哪，这个党卫军系统就执行到哪。这样系统里，官员不会有人出于人性考虑人的实际需求，也不会考虑地方的实际情况，之后再做出正确抉择，而是完全盲目的，服从于党性，彻底服从上级命令。中共党性的实质是军队性质，特务性质，以服从为天职，惧怕清算。在这个体系下，就是有人想要抵制，恐怕也不敢，因为身边的党员，甚至不是党员的个人，都是忠于“最高指示”的特务，大部分人都以检举揭发身边人为荣。
中共整个政务系统，全党即全军，形同党卫军。所有地方要员，都是军队首长，所有党员，既是地方工作人员，又是士兵，还是特务。他们接受党务训练，接受思想统一训练和绝对服从命令训练，接受党内思想检查和监视人们的训练。里边没有多少内容是与政治管理艺术相关联的，至今中共的政治书籍，也是如此。
与此同时，一部分普通群众，非党员，因为对领袖忠诚，也因为党务系统组织的长期学习与培训，这些普通群众如同党员一样，接受思想统一的训练，接受怎样监视人们，成为一个特务的训练。至今全国有着数量庞大的，非党员的人民巡视员，分布于各街道居委会、乡村，起着监视与密告的作用。
这样的社会里，人人可能告密，人人可能是特务。
这个系统内部，首先是士兵、特务，然后才是政治，故而，永不可能产生具有平等意识、高超政治艺术的政治家。
中国传统政务体系，“民为上”，要求施政者服从于天良，服从于尊重人的最低生存要求，其次才兼顾考虑上头的指导意见。这样的政务体系，在中国古代，虽没有得到完整贯彻，但的确有地方要员，以为民请命的理由，拒不执行皇帝的错误命令，皇帝也无奈其何。这套体系，比什么命令都立即执行的中共党卫军体系，在救民救难方面，强了许多。
在古代，如果一个皇帝经常发布不利于民生的命令出来，皇帝身边很多人会死命谏阻，谏阻的一般都是文官，正因为文官的天真与执着，让皇帝发布命令时，顾虑重重，减少了皇帝的许多错误。中共建政后，毛泽东身边受重用的人都是武官，都是在军队里摸爬滚打多年的高级将领。武官不会死谏，因为武官对利益的权衡很清晰，不天真，不烂漫，武官也不渴望青史留名，武官在权衡利弊后，会屈从于威权威压，不再坚持良知。大跃进时期，彭德怀就是典型例子，他曾经谏阻过一次，给毛泽东上了万言书，后来马上屈服，请罪，甘当主席的小学生。他一请罪，多活了生不如死的十多年，却体现了他做为武官的势利，也给这个国家罪恶的始作俑者，留下更多随心所欲伸展魔手的空间。
一个文官的执着，或许能够挽救千万人的性命，而没有死谏的文官出现，或者一个武官的屈服，却给历史留下一声沉重叹息。共产党都是士兵，都是武官，武官不死谏，武官不天真，武官虽然身材伟岸，杀人不眨眼，却知道杀人容易，被杀也容易，从而缺乏从历史气节传承下来的桀骜，做不到“威武不能屈”，武官不渴望“青史留名”的美名。毛泽东身边基本上都是武官，这清楚的解释了，毛泽东当年犯下那么大错误，也无人顶撞、抵制到底的根本原因。
从某种角度，还得说，电话畅通、交通发达、现代媒体，这些现代科技产物，竟然成为中共这个党卫军系统戕害人们的帮凶。倘若电话不畅通，交通不发达，媒体不能发号施令，则坏皇帝的圣旨不能够瞬间下达，地方要员不知道皇帝旨意，知道了不执行也没有那么多特务立即上报。从而中央的错误不会得到一致传达，盲目执行，最终也就不会死亡人数达这么多，灾难达这么深。现代科技没有给中国人带来福音，却成为中共控制下的害人工具，中共需要的是蘑菇云，而不是蘑菇，这是中共的壮举，也是专制社会的必然。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战胜以丧礼居之。”《道德经》里边这段话，清晰表明了，乱用兵者，以杀人为乐者，必不祥，必有大危害。中共把军队体系，加于政务之上，用武官治理天下，表面看来，军容齐整，很是好看，实际上祸国殃民，害人无数。最终导致国家灾难深重，从反面验证了这段话。
中国古代，不许武官涉政，一定有过深刻教训。西方国家也有经验，文官（总统）管政务，兼三军统帅，武官不涉政治，平时有一定独立性，但需接受总统领导。不是武官都没有这个参政能力，而是武官不能去做这个事情，因为平时接受的，是不同的思想体系训练。你武官做了，就有可能弄权强悍，奸诈权谋，蛮干乱干，导致国家灾难深重。
军队不能为国家谋福，却为国家带来灾难，其首要问题，是军队的归属问题。军队是不能够归属于一个政党的，人们的军队，只能够属于国家，属于人们。把军队归属于政党，这是中共这支军队，带给国家无穷灾难的根本原因。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共尚未夺权，周恩来说过：“要认识过去历史的发展。造成国内军队派系不同之现象，有其政治的历史原因。中共所领导的武装，是被逼而拿起武器来的。现在要所有军队国家化，我们非常同意。”他说：“和平建国方案是政治协商会议主题之一。这个方案包括两大项目：一是政治民主化，一是军队国家化。”他还说：“军队要属于人民，是最难做到的一件事。这种军队应该不是站在人民之上，而是人民的子弟兵，因为人民以其血汗所得来养兵，为的是保护自己。军队能够这样做，才真正是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并指出：“如果没有军队的国家化，军队就会成为一种反人民的武装集团，一种披着‘国家’外衣的政治土匪。”
言犹在耳，军队不国家化，就会成为政治土匪。1949年夺权成功的中共，之后其军队是否国家化了？是不是党务与军队混为一体，成为反人民的武装集团、政治土匪？从中共的建军模式及向国内人们开枪等来看，这难道不是很显然吗？
中国的教训足够深刻了，军人政治，该当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军队只应该维护国家主权，立功后功成身退。除非极个别军队人员，观念改变，系统学习后，可参与政务，军队大部分人员，都不应涉足地方政务，一般不能成为地方决策者。无外敌入侵，无重大灾难，军队平时不应该动一兵一卒。对国内人们，不应该使用军队，也不能对国内人们开枪，否则，就是滔天大罪。
让我们再来具体看看中共统领的军队，到底做了些什么。中共军队，号称“威武之师，雄壮之师”，却外不能御侮，内害人无数。这是一支历史以来，有着最雄壮口号，对外最窝囊无用，对内最行之有效的军队。且看中共军队参与的几次战争及表现，看看这是一支怎么样的“威武之师，雄壮之师”。
抗日战争，中共军队在抗战中没起多大作用，更没有上升到御侮的高度。
三年内战，杀的是自己同胞，杀人手腕长，手段毒、狠。
朝鲜战争，以十倍多伤亡于美国的兵力，换得一纸停火协定，欢呼胜利，实为奇耻大辱。停火协定，美国不让你共产主义蔓延的目的达到，你要赶走美帝的目的却没有达到。战争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且十倍伤亡于对方，这也叫胜利？
中印之战，中国大获全胜，赶走了对方，最后却撤后二十公里，主动谈判，丧权辱国，至今给中国留下不少遗留问题，遭世界嘲笑。这与收复中原，取得朱仙镇大捷的岳飞被把持南宋朝廷的卖国贼秦桧连下十二道金牌召回，只好班师撤退，有何区别？撤后二十公里，不是军队的错，却又是军队的错，因为当时的中共领袖，都穿军装，是军队的直接首长。这一仗，是吐气的一仗，却是最窝囊最卖国的一仗。
中越之战，弱小的越南拿着中国支援的武器，入侵中国边境，打死许多中国人。中国付出沉重伤亡，最后取胜了，班师回国，然而，得到了什么？越南虽不直接入侵陆地边境了，却改入侵海洋边境，侵占岛屿。至今只听到越南在南海耀武扬威，强取石油的声音，听不到我国军队杨威于国门的声音。此仗最闷气，杀我同胞的，是我们自己的武器，说明养虎为患，最初的决策，何其愚昧。最后结果，劳而无功。
建政后，大量军队人员直接回地方政府担任行政领导，治理无能，一部分军队人员担任工厂、企业一把手，经营无方。整个过程中交了高昂学费，且继续在交，面对怀疑，只好喊出“摸着石头过河”这样低级庸俗的话，这是笑话。
返回地方工作的军队人员，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不管命令是否正确，执行到底。不经法院审判，煤油灯下，村支书、区委书记一圈一划，划定指标，大抓大杀，喜欢谁就是谁，点到谁就杀谁，滥杀无辜。打击右派，不遗余力，文化断裂，万马齐喑。盲目蛮干，暴力横行，终酿成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空前惨祸。这些，是不是也应该计入这支威武之师，雄壮之师，回地方后打的一个又一个漂亮大胜仗里面？
六四的时候，正是这样一支军队，接受中共命令，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用装甲车碾压学生身体。1919年的五四运动，学生放火烧楼，却并无学生被杀，被捕学生次日即获释放，恢复上课。七年后的三一八惨案，军警杀人数十，没有下令开枪的段祺瑞听闻后赶赴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惩治凶手，自己终生食素，以示忏悔。六四时中共军队杀人十万以上，至今无人悔过。
谁是暴徒？难道不正是这支依附于共党邪灵的军队吗？
依附于纳粹党的德军，成了二战时期的杀人机器。依附于中共的共军，比之毫不逊色。纳粹杀人于一时，中共杀人于一世；纳粹杀人于外，中共杀人于内；纳粹有选择杀人，中共无选择杀人。中共建政后，死难的中国人们，比二战时期世界各国人们加起来的死难人数都多很多，就是这支依附于中共的军队，所犯下的滔天罪孽！
该觉醒了，中共军队。寄生于、依附于一党的军队，只会在蛮干狠干之后，犯下滔天大罪。对外不能御侮，对内祸患无穷。
军队士兵，你可能要接受命令，但是你更应该遵从道义与良知。你可能要接受向人们开枪的指令，但你首先应该向非正义发令者开枪。
中共军队，现在你们只是中共的军队，而不是中华的军队。你们该当去政治化，脱离中共，军队与政党无关，军队国家化，你们应该回归中华的军队，国家的军队。这是中共曾经给人们的保证，过去没有兑现，今天该当兑现。历史上，中华的军队，“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外御强敌，内安黎民，不向百姓开枪，行份内之事，不越权干政，立战功而不骄纵，这才是能够带给中华福音的，中华的军队。
纵观中共以军队治国的六十二年历史，灾难足够深重，罪孽足够巨大。如果还有哪个军队人员，嫌中共带给人们的灾难还不够深重，你就继续去成为中共邪魔的帮凶，干政涉政吧，继续向国内人们开枪，戕害人们，这样下去，你一定是中华民族的最大罪人。终有一天，全球华人，将对你共诛之。
中共将全党军队化，全军政治化，将政治与军队混为一谈，不但马上得天下，而且马上治天下，以士兵、特务方针治国，此种行为，看似风光整齐，实则愚昧至极，祸患无穷。
第二个愚昧行为。中共是暴力斗争的行家里手，却不是对真理的理解与把握者。暴力的本质，暴力过后的虚脱，决定了它色厉内荏与争强好胜，为了彰显我能，为了突出“一能全能”——打仗行就各个阵线上都行，它硬是冲上各个阵线上去，“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它强行做一个真理的把握者，最后，它颠倒是非，要么歪曲真理，要么把真理握死。其愚昧之处在于其对真理的理解是肤浅的，却强行占领真理阵地，控制话语权。不但用它理解的真理（语录）来指导杀人，也用来指导杀猪；不但用它掌握的真理（语录）来指导上山，也用来指导下乡。自相矛盾，荒谬错误之处甚多。
建政前，中共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唯暴力是崇，粉碎人们对仁道、慈悲的幻想，同时把人类有史以来那些通过选举推荐上台掌握政权，实行仁政的做法，通通否定掉。也粉碎掉人们坐下来一起共商国事的可能。中共告诉人们，暴力，以及血淋淋的鲜血，是人类历史的唯一选择，也是当今人们的唯一选择，不要抱有任何其它幻想。
建政后，中共号召下，人们载歌载舞歌颂它，对枪杆子和鲜血进行粉饰美化，把夺权行动，向国内同胞屠杀，美化成是帮助人们推翻官僚资本主义这座大山。其时情景，城墙外白骨累累，鲜血未干，城墙内歌舞升平，锦旗飘飘，鲜花簇簇，杀人多者戴大红花。美妙艺术把鲜血幻化成红色美丽花朵，这时中共改变口吻，对人们说道：我们顺应历史潮流而来，得人心者得天下，历史唯一选择了中共。
中共昨天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今天讲“得人心者得天下”。体现了它的功利性，和自私自利。它将同一逻辑分裂为两个方面，将真理歪曲，将人们对事物的认知神经,分裂为两个层面。
建政后，中共一腔雄心壮志，喊出“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口号，可是新天没有换成，反把社会主义弄丢了，到后来，邓小平重新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此时中国，一穷二白，一个国家副总理的生活，还不如一个欧洲待业工人的生活。八十年代初，当时有中央机构计算过，1949年后中共决策失误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经济损失，达到一万多亿元人民币（相当于现在的几十万亿）。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感概说：“我们中国老百姓日子这么穷，日子过得这么艰难，很多地方连饭都吃不饱、衣服都穿不好。如果老百姓知道因为决策失误而造成了这么巨大的经济损失，他们还会让我们在台上吗？”万里顾虑的，仅仅能否继续在台上的问题，竟然不考虑当自己不占有真理，总是决策失误时，必须主动给真理让位这个道理。可见中共考虑的，仅仅是自己一党的私利，没有对道义与良知的自我醒觉，没有对全国人们的责任心，没有考虑到自己所在党对社会的巨大阻碍作用。对于顽固腐朽，一意孤行，自以为正确，反丑为美，从不反思的中共，万里能够做这样反思，竟然是其中很难得行为。
文革后，中共政权岌岌可危。中共这时喊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在全国范围内揭起一场标准的讨论。
表面看，标准的讨论，是对文革的否定，中共要另起炉灶，开创真理的新局面了。但实际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本就是毛泽东的原创，用毛泽东原创的话当然不可能起到对过去非真理的否定作用，最终实质还是要起到肯定毛泽东，肯定建国的作用。中共本意玩弄的是另外一个花招：用讨论真理的方式来重新论证它最初的革命有多么成功、多么正确，起到借尸还魂的效用。用过去革命的成功实践，在意识形态内，修补文革所带来的极大错误，柔化、缓解人们对中共残暴无能的怨恨，进而完成对继续掌权的肯定。
三十多年来，人们都以为当时中共真的开放了对真理的讨论，人们再次被中共欺骗，很少有人能看穿中共以上本意。后来的事实，实际上验证了这一点。中共对真理的讨论，在1980年前后封杀过，1989年更是用屠杀进行了彻底封杀，再后来真理这两个字，在公开场合都没有人提了。从这点可以看出，中共1978年所谓对真理的讨论，只不过是中共力挽颓势、拯救败相时所需要的一个手法，它制造的是讨论真理标准的假象。中共本就不掌握真理，自然不可能对真理展开真正的讨论。
然而，对于中国人，很不幸的是，就是这次论证，其论点也是错误的，中共带给这个国家的，是一个错误的逻辑，一个错误的真理。因为：实践并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可能得到假真理，有些真理用实践是检验不了的，有些真理用短期的实践检验不了。
理论上，抛掷一块质地均匀的硬币，正面朝上与反面朝上的机会，都是二分之一，这是掷硬币的内在客观真理，这在统计学里边，称之为概率（机会的理想状态），概率是一种理想化结论，不因为实践检验而发生改变。
实践中，有可能连续三次实践都是正面朝上。如果有人据此回答：掷硬币的唯一结果就是正面朝上。你会认同吗？
很明显，这样回答是错误的。单次掷硬币，正面朝上的机会永远只有二分之一，哪怕前三次实践，都不會出现正面朝上这个唯一结果。
从这个例子，我们发现，短期内的实践，有可能制造一种假象，进而掩盖真理。
这个例子里，做更多的实践能否检验真理？回答是，也不能。
统计学历史上，有过比较著名的掷硬币试验，掷三万次，正面朝上的频率（机会的实际状态）为０.４９９，掷七万次，正面朝上的频率为０.５０１，不是０.５，不是严格的二分之一。我们能够据此回答，真正的公平永不可能出现吗？
掷硬币的实践就是这样，哪怕掷一百万次，也不一定出现绝对的０.５，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对客观真理的严格认识，这个客观真理，是不依赖于实践而存在的，从而也不可能通过实践得到检验。只有一丝不苟的保证实践机会均匀，保证实践过程绝对公平，才能让客观真理得到体现。未必绝对完美，却力争用内心的清晰认识，无限趋近绝对完美。
掷硬币，可能出现最初三次都是正面朝上。历史某个特定时期，完全可能出现这种类似，无比巧妙的，又很大随机性地，出现它所需要的三次“正面朝上”事件。那么，能够根据这三次“正面朝上”事件，就回答它一定是永远正面朝上，永远正确吗？这是不能够的，就如同不能够根据掷硬币刚好出现最初三次正面朝上，就据此回答掷硬币只会出现正面朝上这唯一结果一样。
历史上，有这么一些成功人物，其成功过程当中，手段卑鄙，行为偓促，无所不用。登上高位后，为了坐稳位置，他会为自己正名，好让自己坐高位符合天经地义。在最初，他会表现得很好，三次都“正面朝上”，然后，他会根据这三次正面朝上，对外宣称未来的唯一选择，符合历史潮流的唯一选择，就是选择他的“正面朝上”，并宣称这是由实践检验得来的永恒真理，他据此不再给人们任何新的选择机会。他还会说：“大家放心好了，我会永远正面朝上的，瞧，我已经连续三次正面朝上了，我一惯正确呢，往后会如同过去一样，继续正面朝上的，无需你们监督与审查，要监督与审查，在我们内部进行就行了，与你们无关。而你们，连一次正面朝上的机会都没有出现过。因此，你们必须接受我的改造。”
无庸讳言，中共正是这么做的，它一再根据自己过去一些正确的东西，说自己将永远正确。看上去它是在证明一个真理，实质却是在抹杀真理。掷硬币的时候，如果前面出现三次正面朝上，则意味着第四次出现正面朝上，连续四次正面朝上的概率，非常小，小到只有十六分之一，即反面朝上的可能性，非常大。一个人成功后，坐上高位，骄傲自满，残暴任性，奴役人们，其子孙后代，骄悍跋扈，这种反面朝上的可能性，也只会越来越大。人性是贪婪的，如果没有来自外部的监督，那么这种反面朝上，甚至可以说：是必然，而不是偶然。
中共除了党内有纪律处分，党内有监察，中共是不接受外界任何监督监察的。中共把人们做为改造的对象，进行一次又一次改造。
根据自己以往“正面朝上”，以往正确，就宣称自己未来一定正确，永远正确，并把这当作是由前面实践检验得来真理的人，违背了下次单次实践时，出现正面朝上的机会只有二分之一这个永恒真理。也违背了，每隔四到五年，需要由人们重新掷一次硬币，观察掷硬币结果，并进行新的选择的自然规律。
掷硬币的时候，还可能出现一种最坏结果，那就是被惯于耍手法的人，耍了手法之后，出现三次正面朝上这个结果。历史也可能会被一些人耍手法，如果以往三次“正面朝上”，是被人耍了手法的，那么，这种假实践所得来的假真理，将扭曲真理和封杀真理，对人类的危害将无比巨大。综观中共成功过程当中，在国民党内部安插特务，舆论先行，制造假象，让国民党背黑锅，蛊惑学生造反，蛊惑民主人士背离国民党；同时在中共内部进行彻底整肃，任何不利于中共之言行，一概封锁，任何不利于国民党之言行，则不择手段发布。中共之所以夺权成功，是因为在实践过程中耍了特别手法。
如果这个成功者惯于用假实践得到看似真理的结果，他一朝“真理”在握，就会对自己进行粉饰，变黑为红，疯狂鼓吹自己有多么正确，严厉打击任何试图非议及讨论的人，严厉打击任何试图说出真相及真理的人，严厉打击任何试图不要他在台上的行为。毛泽东一朝上台，立即把自己粉饰成红太阳，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永远正确，任何异议者，不死也悲惨一生。毛被认为是完全对的。不赞成毛做法的刘少奇死了，
在批判刘少奇时，刘被认为是完全错的，有人仅仅说了一句“刘少奇也没有完全错”，就被判死刑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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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容许异议，并进行论证，可将整个论证过程用公理化程序演示给人们看，人们在论证过程中体会到理性的形成。只有伪真理才会丧心病狂，掩盖真相，不容异议，粉饰丑恶。据此可以得知：毛泽东所得到的成功，使用的是假实践，得到的，是伪真理。
无论你以往三次正面朝上是如何出现的，是历史的幸运也好，是历史的必然也罢，都不能够籍此就说历史的唯一选择，就是你，也不能够说你就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因为下次实践，你出现正面朝上的机会，还是只有二分之一。你不能因为前面正确就拒绝人们的审查与监督，你更需要重新接受人们的审查与监督，人们不能够因为你说自己是“正面朝上”，就彻底相信你，而听任你的摆布。
不容否认，实践对真理有一定检验作用，但实践却并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时候，实践还未必能够检验真理。那么，检验真理的内在标准到底在哪呢？
我想需要把握三个法则：第一，人们对自然本质有比较准确的理解与把握，与天地自然之道，能够交融通达，用自然准则来理性检验事物，用公理化方法探索其真实答案；第二，合乎人的性质要求，合乎人类共性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内心建立平等法则，永不践踏；第三，自觉唤醒内在良知，修己以敬神，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正人先正己，内心恭敬虔诚，感悟真谛。用这三个法则，当可衡量与检验真理，保持清醒，坚守理性，认识什么是真理。
中共在1978年推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伪真理，是别有用心的，目的是为自己往后继续昏天黑地掌权提供合法合理证明，麻痹人们大众对真正真理的诉求。中共在今年内为纪念建党九十周年推出的一系列唱红歌运动，依然是用红歌的高分贝，美妙旋律来证明伪真理，用红色旋律来给自己黑到骨髓的表现借尸还魂，这次却只能是回光返照了。
在这里，我将用反证法，来推理你是否“正面朝上”。如果你以往真的正确，你就应该允许人们对你的一切自由评论，否则，你就不正确。真理是不怕监督的，只有虚伪虚假才怕监督。如果你主动设置了让人们自由监督你的机制，主动公布了你的所有财产及家庭背景，而不是反过来监视人们的一举一动，你才是真的正确，否则，你就彻底不正确。
从假设出发，用上否定之否定，人们可以发现，中共并不是真的正确，从来都不是。
中共歪曲真理，碾碎真理，使中国人对事物的认识，迄今不能上升到公理化高度，人们不能形成理性思维。中国人不能够在科学领域、思想认识方面，破开阴霾，有所建树，这是中共本身虚伪虚假，不得已实行愚民政策的后果，从社会发展、文明进程来看，这是非常愚昧的一种做法，是国家落后的根源。
中共的第三个愚昧行为。陷唯物唯心之争，独断专行，唯物思潮盛行，弃高尚意识，扼杀想象力，如同挥刀自宫，堪称愚昧透顶。陷左右之争，作茧自缚，不能自拔，更显愚蠢迂腐。
许多人在学习完毕中共指定的马列唯物主义哲学观（往下简称中共哲学）之后，觉得全部唯物主义哲学观，言而无物，语句枯燥，逻辑停滞。人们本来有些灵动之气的，在学习完中共哲学后，突然思维僵化，无思无想，没有意识了，只剩下一个空白大脑，茫然失措，怅然而无所得；惶恐错乱，不知身与命，系于何方。感觉自身甚为渺小，充其量只不过是天地间一渺小物质，命运不被自己把握，而被一只神奇的、谁也
看不见的，物质的手操控。
这只手当然就是“无所不能”的中共，它需要用为它所控制的全国这个最大物质，来控制所有人的意识（思想），进而控制所有人。它所遵循及创造的哲学体系，实际就是为了把人还原为动物。人当然是动物，但中共的哲学体系，是把人还原为猪狗一样的动物。
中共哲学体系里：世界是物质的，物质决定一切。人由物质组成，猪狗由物质组成，人等同于猪狗。猪狗可随意宰杀，人亦可以随意宰杀。宰杀必须使用暴力，“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暴力是阶级斗争的唯一方式， 阶级斗争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结论：宰杀人类可推动社会进步。
把人视为可随意宰杀的动物，被中共哲学上升至人类社会进步的因素，后来毛泽东将之演绎为：“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隔七八年来一次大的”，嗜好吃红烧肉的毛泽东这么做遵循的本意是：只要不停杀猪吃红烧肉，人就活得有营养；只要不停杀人进行威慑，就可以使整个社会进步。
把人类社会的进步，归功于多杀人，今天看来，这个结论有多荒谬可笑。可各位别笑出来，中国的形势依然无比严峻。在中共哲学没有彻底崩塌之前，中国人随时可被宰杀。下面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中共疯狂的计生政策竟然认为，控制人口出生，并对出生的婴儿本人及其父母进行戕害，罚没家产，使其片瓦无存，是保障这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唯一方式。第二个例子就是无数毛左，对今天中国问题的解决方式，首要的，就是要大量杀掉右派，杀掉他们眼中的“卖国贼”——他们可以根据需要，把任何与他们意见不一的人，称呼为右派、卖国贼。从以上可知，中共已经成功的把暴力斗争理论，灌输到每一个地方，无数中国人依然认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就是暴力，就是杀人斗人。
今天的中国人，依然只不过是中共案桌上的鱼肉，只不过，中共宰杀的方式，非常巧妙，宰了也就宰了，不再象毛泽东那样公开喊。
动物世界：草被羊吃，羊被狼吃，狼被狮子吃，狮子被细菌吞噬，成为草的养料。
中共哲学的背景：甲在乙背后开枪，乙在丙背后开枪，丙在丁背后开枪，丁把枪瞄准了甲。这样的哲学体系，把人人都列入可被随意宰杀的一个循环体系。综观中共建政后中央领导人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彭真、刘少奇、陈毅、贺龙、陶铸、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其内部形成循环绞杀，后三人虽然侥幸没有被杀，却也有人将枪口对准过他们，周恩来、朱德，更是曾多次受批判。
将人还原成低级动物，可以随意宰杀，并追求它的合理阐释，是中共哲学背景决定了它必须如此，只能如此。
中共哲学背景的一部分，是黑格尔哲学，根据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理论，中共哲学断章取义，得出最著名的结论：存在即合理。这是物质（存在）决定一切的本源。
当暴君掌权的时候，它当然会说存在即合理。而当它没有掌权的时候，它就说国民党的存在不合理。为什么厚此薄彼，此存在合理，而彼不存在不合理呢？完全是因为斗争的需要，完全是为了有利于自己，翻手为云覆手雨。
存在即合理，对于简单的生物世界（不含人），或许是对的，不合理也不会有动物去更广泛的范围内控诉，追求正义。一条臭虫，可以是鸡的食物。一坨屎，可以是树木的养料。这些都是合理的，因为臭虫不会对外控诉，屎无意识消亡。
但人群内部，与简单生物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人是理智的产物，人性是理性的升华，你不能把人性再等同于兽性，不能把人们内部关系再等同于低级动物之间的关系。
人遇到不平等，受到剥削，会控诉，审美与追求合理的意识，主动存在。如果人间没有控诉之地，也会选择向上天控诉，寄托上天在人间施与正义。这里很多人开会，突然有人拉了一坨屎到桌面，你说它合不合理？如果此刻有人高言：存在即合理，并兴致勃勃叭嗒叭嗒把屎吃下去，这个人一定会被视为怪物，从人的级别，进行降格。
中共当然要追求存在即合理。因为曾经的滔天罪恶，现有的丑陋政权，都要合理下去。暴力杀戮，卑鄙行为，偓促作风，穷奢极欲的贪婪，愚蠢的决策，为他们少数人服务的丑恶法律，形同公开拉屎到桌面上，都在他们合理的范围之内，且不允许改变，因为早有哲学理论在先：存在即合理。
就这样，中共把自己降格为叭嗒叭嗒吃屎的怪物，把全体中国人，降格为低一级动物。
对于人类社会，存在的并非就是合理的，公开到桌面上去拉屎，就很不合理。存在且遵循合情（合乎情感愉悦）、合美（合乎美感），最终才是合理的。看似不存在的梦想、想象，合不合理呢？一定的梦想、想象，也是合理的，充满梦想与想象的社会，才是一个进步的社会。自由梦想、想象，却正是中共所要扼制的，它最多允许按它指定的方向想问题，并认为这才合理。
一个追求物质决定一切，存在即合理，将低级存在等同于高级存在的社会，必定彻底扼制自由梦想与想象，不能因高尚意识催动带来更高的存在（物质），这是一个必定倒退的社会。中共建政后，在现代文明背景下，在高科技影响一日千里的情况下，中国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出现“十年浩劫，十年倒退”，原因即此。
再来看中共哲学基础的荒谬之处。中共哲学基础：“世界是物质的，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产物和反映，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
如果不是因为人头脑里先有高楼大厦的设计图纸，把一堆沙子、石灰、泥土放到一块，凭借自然之力，能够造出高楼大厦吗？回答是：永不可能。既不生成水泥，也不生成砖块，当然，更没有高楼大厦。
同样，把一堆牛皮，胶水，鞋底堆放到一起，任意搅拌，永不可能制造出一双高级皮鞋。
如果是随机掷骰子，而不是有意识创造，则既掷不出高楼大厦，也掷不出高级皮鞋。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地球并不是上天随机掷的一颗骰子，而是意识的指定产物。
正因为先有“高楼大厦的设计图纸”这个意识，正因为有了设计师与无数工人的主观努力，最终才有“高楼大厦”这个物质，“高楼大厦”这个物质，是意识的产物和反映，意识先行，物质是意识的支撑、载体，从这个角度来看，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
创造发明诞生新物质，除了个别碰巧因素，大都是由梦想与想象得出来的，意识诞生物质。
人类繁育后代，正因为性冲动这个本能，这个基本意识，才繁育后代。有人会说，现代科学下，人工授精也可以诞生后代，但这并不是精子与卵子的简单碰撞，首先，需要现代科学技术这个手段（意识），需要对精子激活，让精子拥有意识；其次，需要有授精，繁育后代这个需求（意识）。
植物从大地吸收水分，是因为要避免自己“干渴”这个意识才进行。科学研究表明，植物是有意识的，秋天落叶现象，是植物提前保护自己这个意识的反映。对于生物界，哪怕是极简单的物质流动，也必须以意识做为先导。
中共哲学把物质放到决定性地位，实际等同于把人类社会，还原到物与物简单碰撞，就能诞生出高楼大厦这样荒谬可笑的地步。并且，中共这么做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用自己所握有的全国物质，来决定人们的意识，对思想进行完全控制。
如果遵循“物质决定意识”，就会得出结论：物质的多寡决定意识多少。中共哲学的潜台词就是：物质越多，意识越正确；位置越高，意识越正确。这是很典型的屁股（位置）决定大脑。只要是毛主席，思想就绝对正确；只要是共产党领袖，意识就绝对正确。故而，先有中共领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再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领袖产生正确意识，不是意识正确，再产生正确领袖，实际就一个意思，到了台上的那位，所说的话，就绝对正确，绝对真理，就是圣旨。这么剖析之后，人们就很容易理解中共滑稽的政治格局了，它的本质并没有脱离“朕即圣旨”这个圈圈。在这个圈圈里，只有个人意识的充分体现，不因遵循公理化而诞生真理。
占有物质越多，越有理由表达意识。这是中共哲学“物质决定意识”造就的荒谬，当然，它需要这样的荒谬。常规认识：乞丐的高尚意识，可能高于财主；小孩的高尚意识，可能高于大人。中共推崇“物质决定意识”，即物质多寡决定意识多少，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依赖中共哲学产生的中共政治，才是真正的金钱政治，或者枪炮政治——物质也可体现为对枪炮的占有。谁也比不过中共控制下的全国物质，金钱或枪炮，自然，物质少得可怜的中国人，只能乖乖听共产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听任物质多得不得了的中共宰割、屠杀与玩弄。夺权后，中共需要这种哲学理论，做为它统驭人们非常方便的思想工具。
物质决定意识，还彻底否定了高尚意识（思想）对政权的改进作用，政权交替只能够按部就班的，按系统内指定的人选逐级上升，也即物质的递进过程，来进行交替，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因为卓越才能、非凡政治见解而进入政权决策层、思想领袖层（中共不允许非系统指定领袖有思想影响）。中共讽刺西方政体为金钱政治，其实中共才是真正的金钱政治，它倾全国之力（物质），来决定它的政治地位，永不动摇。
再来看“意识是物质的产物和反映”这句话，这句话的错误是非常明显的，意识，怎么成产物质了？这是把意识混为物质。
意识是物质的反映，这个讲法，从语法、逻辑上，都不通顺。谁能告诉我，桌子的反映是什么意识？水的反映是什么意识？猪的反映是什么意识？只要依原话造几个句子，就验证了这样话的荒谬性。
中共哲学体系，本末倒置，逻辑上更是全然不通，以此贯彻给全体中国人，自然是中国人思想上的大劫数。最终导致中华民族，文化丧失，道德缺失，集体无意识，或者意识低下。人们追求低级庸俗，而不追求崇高。人们身上的美妙美好意识，得不到唤醒；思维僵硬呆板，缺失灵动柔性；美好意识不能先行，从而不能改良物质，并创造更多美好物质。
意识是创造发明的基础，中共推崇的是物质，而不是意识，更不是高尚意识。中共惧怕意识形态的变化，对越是高尚的意识，就越是进行扼杀。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中共建政后，人口多，创造发明却少的原因。最新数据表明，中共倾力打造的两所大学，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在亚洲的排名，都落到了十多名以后，论文引用极少，专利发明极少。中国大学数目远多于日本，可进入亚洲排名前两百名的大学数目，远低于日本。数据还显示，中国人的创造发明能力，也远低于日本。
悲哀啊，不是中国人不聪明，不是中国人底子不好，而是中国人现在的哲学基础，思维方式，被中共邪恶哲学垄断、扼制了。中国人因此思维不发散，意识不主动，不美好，或者被物质的低级属性所污染，或者在物质面前自卑自贱。
根据中共哲学，还可以这样说：人是物质，耗子是物质，物质就是物質（原文：高級物質不產生高級意識），从而我的意识，与耗子的意识是一样的，都由物质决定，不，与一坨屎的意识是一样的。就这样，明明是高尚的人类，却悲观低贱，把自己与耗子等价，与臭屎等价。
如果中共哲学否定上面观点，承认高级物质产生高级意识，那么，高级物质的划分，就属于意识范畴，从而先由意识划分出高级物质，再由高级物质到高级意识，源头是意识，结尾还是意识，物质只是意识流动的导体。如果中共哲学否定上段文章中的观点，则中共哲学承认意识决定物质。而如果中共哲学坚持物质决定意识，则等同于认可人与耗子、一坨屎同样意识。
中共哲学还说：“主观必须符合客观。”
大家知道，艺术领域内，检验所创造作品美不美的标准：就看作品是否符合自己原来的所想（主观），是否超越了自己原来的所想，如果不满意，会推倒重来。这里追求的，是客观符合主观，而不是主观符合客观。实质上，人类社会创造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追求客观是否符合主观的过程，观察——提出审美标准——创造——检验是否符合审美标准——再观察——新的审美标准——再创造——检验是否符合新的审美标准。中共哲学，却硬是提出“主观必须符合客观”这种生搬硬套、近乎机械的理论，且不容更改，不容质疑，生生将人们创造事物的主观能力，降低或者彻底泯灭于现有客观。这样哲学体系下的民族，当然不会有多少创造力，也不允许有创造力，因为人们只需套用现有客观就行了。中共当然惧怕主观创造会揭穿它哲学体系的荒谬之处。
中共哲学还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任何事物都同周围的事物有条件联系着，孤立的事物是没有的。联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
这个话没有错，但不是哲学的高度，这个话等同于说，一个人走在马路上，与周围一切息息相关，他并不是孤立的游走在马路上。这当然成立，无比简单的成立。类似的还可以说，一棵树总有鸟儿来拉屎，虫儿来啃吃叶子，树根与大地错综复杂交织，树会长大，叶子会落下……，这是哲学吗？不错，是哲学，但认识局限于此，有多滑稽可笑。
中共哲学还在中共内部，制造许多复杂的东西，如左右之争，加有极左、极右之分别。稍有不慎，站错了队伍，不但地位不保，更要杀头。人还是人，相对于古人，今人只不过多明白了自己是由什么分子结构组成的这个原理。人们是将组成自己的分子结构弄清楚了，结果却抛离了人是混合体这个最基本要素，更背离了人性不可能单一存在这个因素。人的身体，固然可以用物质、分子来进行剖析，可人的精神，人的意识，又岂有物质、分子能够剖析刻画得清晰明白？人体内在的灵性，灵感，“灵犀一点”，可能还难以用语言来完整描述，更不存在简单物质与分子能够再现。
再把一些相同物质组装，绝对造不出一个相同身体相同思想的人出来，就算再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做不到这点。这也说明，物质决定意识是并不成立的。否则，物质没有变，意识不同，意识变了，你如何解释？同是一个人（物质），今天这个想法（意识），明天那个想法，你如何解释？难不成这个人今天吃猪肉，你就说他产生猪的思想？明天吃牛肉，你就说他产生牛的思想？一个人遇到开心事，精神好，脸色旺，这时的物质很明显不同于他精神沮丧时的物质，这是很明显的，意识决定物质。由此观之，“物质决定意识”，有多滑稽可笑。
我们来看看左右的划分有多愚昧吧。既然你说事物普遍联系，那么，任何人的思想，行为，除了一定的善恶稳定特征，其它品质，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可能左一点，也可能右一点，可能忽左忽右，又左又右。说话有时急进一点，有时沉稳一点，就是他内心的善与恶，也会不断有些细微变化，今天可能表现善，明天却可能表现恶。你让他慢慢去稳定善，去追求内心高尚的稳定表现就行了，至于其外在表现，你为什么要给他划分得这么清楚？既然普遍联系，必定关系错综复杂，你能划分得清楚吗？如果不能划分清楚，你是不是想冀左右之划分，随心所欲把人往死里整？
树木的根深入大地，伸展至四面八方。你该不会试图就树根的伸展方向，是向左还是向右做一个清晰判断吧，然后凡向右的，一概斩断。如果是这样，你必定会把树根挖起来，或者连根拔起，好看个究竟，向右的被你斩断，就是向左的，也因被你干预一番后，右边的水分与养料吸收不到，这棵树恐怕很快会奄奄一息。
中共还真是这么折腾人的，事先设置理论，设置圈圈，让人们去机械适应，划分左右，与削足适履无异。最终结果，向左向右，都不得好活，不得好死。中共用一个左右，左派右派之争，把树木连根拔起，把许多人折磨致死，把整个社会折腾得七上八下。
追求左、右，看似是在追求单纯，追求纯真，实际追求的却是极端愚昧。最典
型的表现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竟试图让全中国人回到啃树皮，吃野草的社会。
该放下这样愚昧、进而邪恶的哲学体系了。中国古老哲学里边，似乎早就预料到，左、右派别的划分会给人类带来无穷灾祸，故而进行了预防，就有关要义做了特别阐述，是为了让后人更好的去合乎自然之道，人类更好的生存生活。可是现代中国人却弃精华取糟粕，使得国家灾难深重。
尧、舜、禹天下相传，“天命率性”，“择善固执”，“君子时中”。强调的是
顺从天命，而无私愿；强调的是坚定选择真正“善”的人，天下相传；强调的是内心居于正中，无偏无倚。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中庸》）。十六个字就将治理天下的策略与思想进行了概括，特别重视人的内心要执中，不偏不倚，怎么去把握呢？不是随随便便来个什么左右划分，而是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的恭敬审察精神去做。《周易》中也多次强调：“中行”、“在中”、“中道”、“得中”、“中正”、“正中”等理念。
中国上古的聪明人，虽然可能预感到如果不“执中”，会有严重后果，却绝对难以想到，后世中国子孙，会因为不“执中”，会因为一个左右派别的划分，会因为一个低级意识形态，而把树木连根拔起，看个究竟。终于导致这个国家，死亡千万人以上，株连无数，国家灾难深重。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莫大悲哀，面对祖先，我们都应该感到无地自容。
表面看，生物体的意识，会随着生物体的死亡而消亡，中共哲学，正是抓住这一点，而肯定物质决定意识。但这并不能否认意识在创造物质之先的作用，也不能否认意识对物质的决定作用。
不知道西瓜的分子结构，不妨碍人类吃掉这个美味西瓜。西瓜品种的不断改良，依赖于人类意识的加入。意识能够创造物质，物质是意识的载体。
有人为了探讨鸡、蛋谁先谁后的问题，将鸡全杀了，将蛋全砸了，就为了看个究竟，结果依然什么也看不明白，反而丧失了鸡生蛋，蛋孵鸡的循环。
为了左右之分，为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意识之争，中共历史上，竟然真的采取过“破四旧”、“砸烂一切”、“砸烂公检法”等极端愚昧做法，今天看来，这有多荒诞无稽！
对于人类生存与生活而言，到底先有物质还是先有意识，对此划不划分清楚，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人类社会，完全没有必要纠缠于物质与意识谁第一性谁第二性这个问题，不明白“先有鸡后有蛋”而是“先有蛋后有鸡”，不妨碍人们吃鸡与吃蛋，人们要做的，是尽可能让现有的鸡生蛋，蛋孵鸡。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是让人们在意识领域内充分发挥，无限想象，在自由自愿基础上，遵循高尚这个准则，诞生更高尚的物质。更高尚的物质，再承载更高尚的意识，如此反复循环递进。而不是将意识归拢到物质这个外表。人的意识高尚与否，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第一要追问的事情，高尚的意识，能更好的保障人类社会良性递进。
崇高的道德、道义、良知、忠信，这些都是意识的较稳定体现，基于此，能够构成稳定的社会体系，人的情感得以真实交流，稳定、互信。基于人的共同信仰或理念，人们的崇高意识可以逐步稳定下来，并不虚无缥缈与变幻莫测。相反，遵从一切从物质出发这个哲学体系，则会形成诸如“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人与人交往的本质就是利益交换。”这样庸俗的，抛弃人类情感稳定交流的哲学体系。
这种庸俗哲学体系的根源，正是因为“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中共把党的利益置于一切之上。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优秀政治人物，都把公平正义与保障平等，置于一切之上，唯有低级庸俗的中共，直接把利益置于一切之上。这直接导致人与人的交往只剩下赤裸裸的物质（利益）往来，在这样背景下，人与人没有稳定情感交流，没有亲情传导，丧失仁义道德忠信，人类就如动物一样弱肉强食与相互撕咬。为了利益，人们六亲不认，骨肉分离，朋友反目。这是把人赤裸裸的，直接还原成低级动物，人性蜕变为兽性，背离了人是“历史的人”，“社会的人”，“具有美感”，“拥有信仰”等多重人性。用这种理念处理人际关系，则人人自危，没有安全感，任何人都可能因为利益变化而相互吞噬，每个人都想着蚕食对方，却又同时是对方蚕食的对象。用这种理念治理国家，在国际上不会有真正值得信赖的盟友，只有彼此利益的交换与倾轧。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社会，而这正是今天中共带给人们的。
中共今天倡导和谐社会，和谐社会首先必须理顺人与人的关系，其首要前提是人与人之间有稳定的情感交流，忠实互信，用高尚意识（思想）来稳定社会。这在物质决定一切的社会，是永远做不到的。中共想要得到的结果，与其遵循的哲学源头，自相矛盾。所以，要构建真正的和谐社会，首先必须彻底驱除中共哲学，驱除“物质决定世界”这个错误哲学本原。
被中共吹捧到千好万好的唯物主义，实质只不过把人是一个物体，游走于天地之间，一粒灰尘可能吹进人的眼睛这个现象进行复述。这需要一种主义来阐释吗？根本不需要，解释这个，只需要生物，物理、化学里边的最简单常识，直接讲述，就够了，且更容易明白。
中共却把这种庸俗低级哲学，奉为人人都必须学的经典，做为思想工具，用来指导每一个人。悲莫过于心死，没有意识的正确指导，心就死了。从引进唯物主义的那一刻开始，中国人的心就死了。灵泛之心，死了；道德之心，死了。
“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易传》：“易也，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意识的自由驰骋，是人类发展的力量源泉。中共哲学观，“物质决定意识”，不但扼制了意识想象的自由发挥，不但扼制了人类的聪明才智，而且还扼制了个人通过塑造高尚意识，获取物质，向上流通，改变自身命运的可能。中共控制下的中国，无论你高尚高雅也好，无论你是才华横溢也好，都彻底失去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因为意识崇高而改变自身命运的可能性。
面对社会问题，中共还通过它的御用学者，四处灌输“如果你不能改变这个社会，就学会适应这个社会”的思想，实则灌输“存在即合理”这个理论。有强大且无耻的中共存在，改变这个社会的难度很大很大，无限大，这样思想的目的，是让所有中国人适应做中共肮脏政权下的奴才。怎能让一个肮脏、腐败、凶残、缺德的政权继续存在呢？这样的话必须做如下修改：“人们需要不断加强对这个社会的认识，逐渐对它形成理性、清醒的认识。如果这个社会高尚，你要去维护它，并促进它的更美好；如果这个社会肮脏，且不合理，你要学会改变它。”
中共为了维护统治，硬将低级庸俗的哲学观念，各种糊涂思想，施加中国。使中国人们，陷于唯物唯心之争，陷于左右之争，以占有物质之多寡，来决定意识之多少。人们常说“千金难买一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人的意识，岂是物质能够收买、决定的？物质决定意识，照中共哲学的逻辑，只要给中国人足够多的钱，则中国人都可能成为汉奸卖国贼。这不是把中国自古以来那么多坚贞不屈的人完全抹掉了吗？难道中共遵从这个哲学，实质早已把自己当成了在物质面前意志动摇的卖国贼？
中共违背基本原理，死守住肮脏的哲学，实质等同于挥刀自宫，割掉自己身上产生灵动思维的根本，也割掉人们身上坚守崇高意识的根本。故而，中共统领下的社会，物欲横流，贪腐遍地，人们利欲熏心，不坚守道德良知，不追求高尚高雅，这都是中共简单低级庸俗哲学的直接反映。
中共以左右来决定人的对错，并随心所欲划分，忽略人内心对崇高品质的追求，忽略人本就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将一棵树连根拔起，就为了看看它的树根是否都向左边长，这有多作茧自缚，多荒唐。
中共哲学，导致中国人们，意识低迷，缺少创造发明，人们与庸俗同流合污。中共内部则贪腐盛行，高官以占有物质多少来决定一切，决定意识，决定未来，控制中国。好一部荒谬的哲学体系，好一些物质操控下的，卑鄙肮脏的意识主流。中共哲学，愚昧至顶，荒唐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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